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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曆十五年與制度創新
 

 萬曆十五年與制度創新

撰文◎粟四維

 學中國歷史,我們都知道一項歷史規律:「天下大勢,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」。但為什麼中國的歷史總是如此?美國建國至今將近250年,幾乎已經相當於中國一個朝代的歷史,卻除了一場內戰之外,沒有什麼分分合合。為什麼美國的歷史就跟中國的不一樣?30多年前出版的《萬曆十五年》其實早就給了我們答案。一言以蔽之:缺乏制度創新,人才也就不可能有機會。

想「中興」卻力不從心

 明朝始建於1368年,紫禁城則在1420年完工。也就是說,在元朝末年易子而食的年代之後不出半個世紀,中國就可以成就出至今無人超越的宮廷建築。然而,相對於明朝初期的偉業,對於200年後的明季,史家的用字卻永遠是「痛心疾首」、「椎心扼腕」。不僅明朝如此,中國歷史的所有朝代幾乎都不出如此循環,只是明朝最為典型。

 然而和其他朝代相比,明末沒有暴君,也沒有昏君。勉強來說,明神宗萬曆是昏君,也不盡然。神宗即位之初,重用張居正,勵精圖治,整飾吏治,加強邊防,並且堅持日講與經筵,達10年之久。說他貪慕女色,但他所寵幸的鄭貴妃之所以得寵,並不是因為她的美色,而是因為與萬曆有著共同的讀書興趣。

 明神宗之前的武宗正德皇帝,在勵精圖治方面與萬曆不遑多讓。黃仁宇說他「有超人的膽量、充分的好奇心、豐富的想象力。」邊關有難,他想御駕親征,臣子以死諫阻,於是他就自封大將軍。至於正德之後的嘉靖,歷史說他「即位之初,勵精有為。」

 那為什麼明朝末年的君主都想「中興」,卻力不從心?因為自從明太祖、甚至說是從宋代以來中國的中央集權體制,就根本讓國家無法作為。明太祖所創造的政體可以用論語的一句話說明: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眾星拱之。只是在位者自以為的「德」,其實是一套沒有辦法與時俱進、甚至是脫離現實的條條框框,其重點是在防弊防亂,而非興利;是要維持國家基本的生存,而不是永續發展。或是像黃仁宇所說的,「我們的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,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,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。」

分權主義激發人類無限可能

 在這樣的體制之下,道德替代法律。以資本主義的發展來看,法律是社會運作的遊戲規則;但是在中國小農社會,道德才是維繫社會的綱常,而法律則是道德的具體化:沒有獨立的人格,也與社會脫節。但因為採行的是中央集權,統治者不需要也不在乎法律是否與社會脫節。可能與社會愈脫節愈好,這樣才可以有許多灰色地帶,提供集權的中央操弄。如此在任何資本主義社會都是乖離的現象,至今不變。

 但是美國卻不一樣,200年來,國力有增無減。美國建國之初,為了抵抗英軍,13州不得不團結一致,否則根本只是雞犬相聞:以財政來說,13州各有各的貨幣。以經濟來說,南北之間的產業發展極不一致,而貿易對象主要是英國,而不是各州之間。以面積來說就更清楚了:最大的喬治亞州6萬平方英里,而最小的羅德島州只有1,500平方英里。大小與地理位置的不同也導致對於獨立的看法不同。羅德島深怕獨立之後受到大州鉗制,波士頓對於獨立熱血沸騰,但南方的查爾斯頓則完全置革命於度外,夾在中間的紐約卻視革命為洪水猛獸。

 但正是這種差異,使得他們在協力對抗英國的時候,仍然保有自主權,這奠定了日後美國地方分權的政治體制,也是美國民主政治的真諦。在解決國內南北分裂問題之後,美國國力蒸蒸日上,而發達的原因莫不是因為中央無權干涉,使得資本主義的核心——企業家精神可以蓬勃發展。在鍍金時代(Gilded Age)裏,凡德堡、卡耐基、美隆、福特、泰勒等,將他們的創新實際發展成為經濟動能,從而也促使了人才的大需求。包括卡耐基本人,紛紛從國外移民,美國真正成了充滿機會的土地(Land of Opportunity)。

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,美國沒有受到太多戰火蹂躪,復員比較容易,再加上善用金融的權力,使得美國國力又更上一層。網路時代,美國又領風騷,國力再度錦上添花。美國的歷史證實,分權主義激發人類無限的可能,也讓人才不斷湧入。

國退民進 激揚企業家精神

 明朝滅亡之後,王夫之說得好:事隨勢遷,而法必變。中國的問題就在於革命革來革去,基本的中央集權體制不變;甚至從大歷史的角度看,權力是愈來愈集中、國家領導集團是愈來愈「恐龍」:法之所變在乎小集團;與美國法之所變全然為社會、為移轉,背道而馳。

 所以一國制度的好壞,決定了創新是否為入木三分的實工、還是虛與委蛇的虛工。而要做實工,只有「國退民進」,充分讓資本主義精神得到彰顯、企業家精神得到發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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